邱录贵教授
□ 本报记者 落楠
自1989年起一直从事血液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淋巴肿瘤中心主任邱录贵教授亲历了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治疗时代的更迭。他深刻感受到，近年来，得益于新药上市速度加快和相关药物纳入医保，创新药的可及性得到“突破性提高”。
尽管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治疗领域还有一些挑战亟待克服，但加速前进的新动能正在形成。“我国有关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研究进展很快。随着研究人员对疾病理解的深入，加之创新药加速上市、区域诊疗能力趋于平衡、临床规范化治疗水平逐步提升，我国在这一领域有望达到国际水平。”邱录贵教授对此充满期待。
跑步进入新时代
多发性骨髓瘤是血液系统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多发于中老年人，目前不可治愈，被视为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有新药可用，对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实现长期生存至关重要。
以代表性新药研发来划分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在2000年前为传统化疗时代，2005年进入蛋白酶体抑制剂时代，2017年则全面进入第二代新药和免疫治疗时代。虽然我国进入各阶段的时间较晚，但随着新药上市的境内外时间差逐步缩减，我国各阶段发展延迟情况持续改善。
邱录贵教授介绍，2005年以前，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尚处于传统的化疗时代，临床用药以细胞毒性药物为主。随着2005年全球首个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2013年第二代免疫调节剂来那度胺在国内获批上市，我国正式开启了以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为治疗药物的新药治疗时代。2019年以来，以全球首个抗CD38单克隆抗体达雷妥尤单抗上市和靶向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试验开展为标志，我国进入第二代新药和免疫治疗时代。
近年来，药审改革和医保改革同向发力，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治疗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邱录贵教授形容，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创新药可及性得到“突破性提高”。“得益于审评审批加速，创新药更快实现临床应用。医保改革则推动越来越多的抗肿瘤药物降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大大减轻了患者的治疗负担。”他感叹道，用得上药、用得起药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他举例说，在硼替佐米联合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的VRd方案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成为标准治疗方案之初，由于药价昂贵，我国大多数患者无法接受这种标准方案的治疗，甚至在接受硼替佐米或来那度胺单药治疗的患者中，也有一部分人因不能足疗程用药，导致治疗效果受到影响。2017年以来，硼替佐米和来那度胺通过谈判，降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患者治疗的自付费用明显减少，药物可及性显著提升。
“如今，VRd方案已成为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标准方案，越来越多的患者能接受更长时间的标准治疗，并从中获益。”邱录贵教授说，与此同时，不断上市的创新药为我国患者提供了更多治疗选择，例如，2019年在我国上市的达雷妥尤单抗就为复发和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带来缓解病情和延长生存的新希望。
推进真实世界研究
和治疗手段不断进步并行的是，我国多发性骨髓瘤领域真实世界研究热度也在逐步升温。
真实世界研究是和随机对照试验（RCT）相互补充的一种研究方式。RCT为药物临床研究普遍采用，通过严格控制试验入组等条件获得可靠性较高的证据。真实世界研究是在真实世界环境下收集与研究对象健康有关的数据，以获得药物使用情况及潜在获益和风险的临床证据的研究过程。
RCT被认为是评价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金标准，但由于经过筛选的试验人群不能充分代表目标人群等原因，其研究结论外推于临床应用时面临挑战。这个不足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领域表现较为突出。
邱录贵教授告诉记者，多发性骨髓瘤RCT研究中纳入的人群往往是65岁以下、适宜接受移植治疗的患者，即便是针对老年人的研究，也有对受试者体能状态等方面的要求。然而，受试者标准与临床治疗中患者的年龄、体能状态、合并症情况有较大出入。某种意义上，真实世界研究基于临床实践所得来的证据，更能客观反映治疗方案或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近年来，我国在药品审评审批实践中开始应用真实世界证据。今年1月发布的《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物研发与审评的指导原则（试行）》，进一步指导和规范了有关工作。
“当前，研究人员在多发性骨髓瘤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真实世界研究。”邱录贵教授介绍，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淋巴肿瘤中心正联合全国其他两家肿瘤中心，进行一项包括前瞻性和回顾性研究的多发性骨髓瘤诊治现状的真实世界研究。目前，该研究已取得初步结果，有关数据正在分析中。
邱录贵教授主持过多项真实世界研究。在他看来，我国要想获得高质量且可用于药物临床评价的真实世界证据，要打通多中心协作壁垒，也要解决诸多现实难题。例如，由于不同医院诊疗标准化程度存在差异，其真实世界研究的数据质量水平不一致等。
期待中国力量崛起
“近年来，我国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邱录贵教授分析，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带来中老年疾病发病率的增加。
事实上，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多发性骨髓瘤从一种“既往认为不太常见的疾病”，变成了位居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二位的疾病。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2.7万余例多发性骨髓瘤新发病例，临床治疗需求巨大。
令邱录贵教授感到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确切的、大规模的流行病学数据，来阐明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情况；医生和患者对该疾病的认知水平有待提升，疾病初诊、漏诊和误诊率较高的状况有待改变。
他反复强调，当下在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诊疗中，最重要的是进行精确诊断和规范治疗，用好现有的治疗手段。他说：“每一种治疗方案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医生要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支付能力选择合适的方案，进行规范化治疗，并定期评估疗效。同时根据患者的预后分层，适时采取增加药物、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手段，提升治疗效果。”
多发性骨髓瘤的生物学特质，决定了这是一种目前难以治愈的疾病。但幸运的是，人们正在攻克多发性骨髓瘤的道路上不断前进，随着新药物、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不断涌现，患者的生存期会越来越长。
邱录贵教授对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治疗领域的未来充满期待。他观察到，我国基础研究的进步夯实了新药研发的基础，长期积累的创新力量正在迸发，尤其在最近五年，我国在医药创新领域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新药研发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已经从完全仿制发展到跟随创新，并向原始创新迈进。
要实现原始创新，最重要的是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发现新靶点。在多发性骨髓瘤研究领域，我国已崭露头角。“我国有关基础研究和试验研究进展很快，一批科学家、研究人员和科研单位在此领域高度活跃。”邱录贵教授相信，随着大家对该疾病的理解愈加深入、药物可及性逐步提升和临床诊疗能力不断提高，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治疗水平会逐渐达到国际水平，帮助更多患者实现长期生存。